我不清楚寄放在三个镇子上的摊位用具父亲是怎样处理的，但有两件事我还能记得。一是还剩余了一些布，多是长短不一的布头，好几个年头，母亲都给我们做洋布衣服，男孩子也穿得花花绿绿，我冬季穿的那件红底小黄花棉袍现在仍能记得，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时尚的。还有一些布料，母亲送给了几家亲戚。另一件事，是父亲的自行车被大队支书骑走了。上世纪五十年代，乡下有自行车的人家极少，三里五村也没有几辆。生意停业后，很少看到父亲骑车外出，记得有一天，大队支书来到我家，不知在屋里给父亲说了些什么，临走时就把我家自行车骑走了，后来又来过两三次，拿走了汽筒、配件和修理工具。之后，我在街上玩耍时，多次看到他骑车从我身旁一阵风似的过去，我总会停下脚步，以疑惑的目光盯着他的背影，脑子里划出一个借自行车为何不还的问号。

       在两年后的一场政治运动中，支书因野蛮霸道，作风恶劣被免职。在批斗他之前，工作队动员父亲在大会上发言，还特别提醒父亲要重点控诉支书霸占自行车一事，父亲却婉言拒绝了。后来村人问父亲原因，父亲只回答了一句话：“人家已经落难了。”村人听了仍然不解。后来，这个被免职的支书又当了县办石灰厂的厂长，父亲托关系找到他，送二哥进厂当了工人。

      改革开放后，家里条件逐年改善，四弟又买了一辆新自行车，没想到多年不摸自行车的父亲，骑车技术仍很熟练，有一次竟然在集市上买了十多只土鸡，一口气骑到距家几十华里的许昌市，倒卖后用赚到的钱买了一台黄色座钟，这让全家人十分吃惊和担心，毕竟他那时已上了年纪。直到现在，那台座钟仍在弟弟家当门的条几上叮叮当当地按点报时，悠长的声音像是父亲对我们的声声呼唤。

      从父亲开始面对黄土地，我家的生活逐渐艰难起来，因为缺乏务农技能，父亲被村人怠慢并逐渐疏远。我少年的岁月里，因嫌父亲没本事而产生过苦恼和怨恨。别人的父亲扬鞭驾车、犁地耙地、摇篓播种、碾麦扬场、提水灌溉、施肥深耕、饲养牛马等等，庄稼活样样精通。还有不少人除了精通农活，还掌握其它技能，如木匠，泥水匠，炕烟，烧窑，编筐编席，磨豆腐做粉条等等。会这些手艺的人农闲时会争到更多工分。可是，父亲却一样也不会，所有这些有技术含量的农活儿，父亲的参与只能像一些妇女一样，做別人的帮手。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月，健全的成年男人叫整劳力，每天的工分是十分，也有两三个顶尖的全能庄稼把式是十二分，而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在每年一次的工分评定中，多数年头都是八分，个别年头是九分。不过，记得有两三年里，父亲曾当过生产队会计，因为算帐和打算盘是他真正的强项，字也写得好，不知道那两三年里是否拿过每天十分的报酬。可惜时间不长，家里就没有了他噼噼啪啪的算盘声，据他后来说，是因为他不能按大队干部的要求上报数字被撤职了，自此再也没有当过村干部。

      因为父亲挣工分少，又没有其它手艺，我们兄妹又多，父亲又不忍心让我们辍学挣工分，年终决算时，总要向生产队倒找钱，全家生活愈加困难，饭菜不如别人，穿戴不如别人，就连自留地的庄稼，长势也不如别人。直到我离开家时，全家始终与贫穷相伴。

      因为贫穷，我少年时代是自卑的，不懂事的我，把家里的贫穷怪罪在父亲身上，怨他不像一个真正的农民。我那时只拿他与村上其他孩子的父亲比，却根本不懂得他内心深处藏着的隐痛：不到十四岁远离家乡，当学徒，做职员，学经商，唯独没有务过农，如今，三十多岁了却突然改行，面对黄士地，他如同一名水手远离了大海，如同一名骑士离开了马背，如同一名跋涉者失去了方向，不知所措，一脸茫然，而我根本不懂得他生活中的苦与乐。在父亲去世后，我是在许多个深夜里才逐渐领悟和读懂父亲的。